近一段时间，海外藏独力量和在西方的一些反华力量利用中国奥运会的机会，对中国发起了眼花缭乱的挑战。这激起了中国人民新一波自觉的民族主义浪潮。无论海内外，中国人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对西方各种对中国不公正的待遇和西方媒体片面和极具扭曲的报道表达出强烈的愤概和忿恨。 　　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可以说首先发生在西方的华人中间。亲眼目睹了西方的一些势力是如何歪曲西藏事件，西方媒体如何制造“故事”来丑化中国，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华人首先站出来和西方的这些势力作哪怕是微弱的抗争。应当指出的是，很多原来对西方抱有理想的很多学生这次也参与到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西方评论家称“西方造就了新一波中国民族主义”。 　　然而，因为民族主义所包含着的不可控的因素，这些西方势力似乎又找到了新一波挑战中国的资源，那就是这一波新民族主义本身。对这些西方势力来说，他们所希望的是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最终失去控制。 　　如果中国人的情绪被鼓动起来，如果中国人能够在奥运会期间显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如一些中国球迷早些时候对待日本球队那样），如果西方的运动员或者其它人在奥运会期间和中国发生了冲突，那么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达到了。 　　这里的逻辑很明显，那就是：到那个时候，西方的这些力量可以公然地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往日的德国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民族主义等同起来。这样，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也在所难免。 　　对西方要有总体认识 　　无疑，在外在压力下，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反应，那么中华民族的确很难被人所尊敬。但同时，人们也应当提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从目前的动态来看，有几种民族主义倾向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有可能不仅达不到民族主义本身的目标，反而走向了民族主义的反面。 　　第一，对西方的“总体论”认识。因为抗议运动发生在西方各国，民族主义自然倾向于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进而又往往把这个西方“整体”置于中国的对立面。但在实际层面，把西方看成是一个整体，造成似乎整个西方在和中国作对的“想象”，既不合乎事实，也有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合理性。 　　要对西方作多元主义的解释。任何抗议行动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包括组织者和参与者，观察者和反对者。这次发生在西方的抗议中国的运动也一样。参与者是各种反华和对华不友好的力量。反对者就是支持中国和对华友好的力量。 　　当然，更多的是观察者。中国公众感到愤慨的是西方媒体只报道组织和参与者的声音，而见不到反对者的声音。反华和对中国不友好的力量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他们和媒体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情形。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反对者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西方人。他们不是没有支持中国的声音，而是没有管道来表达声音。 　　实际上，很多西方公众对西方媒体只报道负面消息而不报道正面消息感到迷惑不解。笔者参加的很多次讨论会上，不时有西方学者或公众对BBC等西方媒体的不公正报道提出质疑和批评。一些西方媒体也开始反思他们本身偏激的做法。 　　多元主义的看法可以帮助人们看到事物的真相。既然人们对西方制造一个不真实的中国感到愤怒，也就应当避免对西方的不真实的认识。 　　第二，一些人倾向于把这次中国和西方部分反华力量的冲突提高到文明冲突的位置。“文明的冲突”是个老话题，但这个概念往往变成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但提出“文明的冲突”的学者和政治人物从来就没有对此有个合乎事实的解释。 　　实际上，各种文明本身之间没有任何理由会发生冲突，只有当各种不同的利益把文明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动员来达到其本身的目标的时候，文明的冲突就会发生。就是说，在文明冲突的背后就是各种具体的利益，是这些力量利用和挟持了“文明”。 　　正如上面所强调的，反对中国的只是西方的一部分人，而不是西方的全部。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正在对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具有相关性。一些反华人士尤其是组织者具有他们本身的利益，也有一些参与者之所以参与其中，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心理因素使然。 　　中国的崛起并不表示西方的衰落；相反，中国在开放状态的崛起是西方持续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然而，很多西方人还是感觉到了西方的相对衰落，他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确定性。这些人对中国的认识取决于他们的心理调适。 　　可以想见，这种心理状态的调适会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人本身从前在从辉煌到衰落的过程中也有这种心态的调适问题。这种心态实际上不仅在西方存在，在中国的近邻包括日本和韩国等国也存在。 　　这些国家的人民需要在和中国的互动过程中来确立他们的新的心态。尽管在西方还是会有人抱着拒绝中国的心态来看中国，但幸运的是，随着中国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变得相关起来，很多人开始用接受中国的心态来看待中国。 　　同时，中国人本身也需要作些心理调适。尽管这次藏独分子和西方的反华力量把矛头对准中国，但从更高的层次上看，这也是一次抗议奥运会的运动，或者说反全球化浪潮的运动。 　　因为全球化速度的加速，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加剧。很多年里，凡是具有国际性的活动如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和八国峰会等发生在哪里，抗议活动就会跟到哪里。 　　一些国际性的活动如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已经产生了其对立面，而且反全球化的力量也是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不幸的是，奥运会也处于被抗议对象的前沿，因为奥运会是个高度国际化的活动。 　　如果这次奥运会发生在他国，抗议活动也同样会发生，只不过是抗议的议程不同罢了。就是说，任何国家如果要举办类似的国际活动，就不能简单地等待欢呼的声音，而是也要准备听到批评甚至攻击的声音。支持和反对本来就是一体的。这部分“什么都抗议”的西方力量也参与到这次的抗议中国运动。如果减去这部分力量，那么强硬的反华力量又会少很多。 　　民族主义要有合理的因素 　　第三，对抵制外国货运动的作用要有理性的认识。笔者不认为最近的抵制“法国货”运动没有一点意义。这种抵制行为对提出问题、促使人们正视问题具有相当的作用。但同时也不能对此有过高的期待。 　　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行为具有象征性。前些年也有抵制日本货的行为，但抵制很难持续。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不爱国，而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把世界各个经济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依赖。对中国尤其如此，很简单，中国本身是个世界商品制造基地。 　　从这些方面说，尽管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必须重建。很多行为似乎都合乎民族主义的逻辑，具有合理的因素，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背道而驰。 　　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有效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在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达到一个平衡。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各种文明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不同类型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不能简单地把什么样的冲突都视为文明的冲突。全球化也在造就文明的融合。 　　民族主义的重建也要考量到中国的大国责任问题。从大国的责任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的是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而要避免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变种。 　　作为大国，中国需要的是一种类似于传统儒家那样的具有很强包容性和普世主义性质的国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容纳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价值，那么民族主义只会成为一种微弱和无效的抗争。如何避免这种情况，这是需要人们深思的。 最初，我相信这是一场很快会过去的纷争。在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意义的2008年，中国表明自己正要回到舞台中央时，聚光灯能照耀的不仅是她的辉煌，那些被遮蔽的混乱、不安、躁动也将更鲜明的跳跃出来。 　　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看到了几个意外的插曲。一位女主持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将私人生活与奥运会卷在了一起，并宣称“在没有自己的价值观之前，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大国”；一些运动员对于北京空气质量的忧心忡忡，并可能退出比赛；还有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辞去了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的头衔，以表明他对中国政府在达富尔问题上态度的抗议…… 　　对于任何一场盛大的活动，这些插曲都再正常不过了，任何主办者都没有能力控制一切。我甚至期望多一些类似的插曲，来冷却一下过分热烈的奥运气氛。在奥运会的名义下，政府不受控制的权力继续膨胀，天文数字的支出可以不受任何检讨；它的任何举动都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它对于普通人生活的干扰明显增强了；更糟糕的是，它还带来一股强烈的自我麻痹的情绪，这个国家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除去骄傲与欢呼，你不该有别的感受……这个国家就像一个急于证明自己的孩子，它的政府执着要求举办一届最好的奥运会，并习惯性的将“最好的”理解成“最大的，最全的，最昂贵的”，为此，它可以做出各种不计成本的努力。而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多年的愚蠢教育与宣传之后，经常难以区分国家、政府与党派是不同的概念，而他们的个人生活被高度的原子化了，经常只能在集体的行为中才能找到个人的意义……我期待一些意外，将能迫使政府与人民更冷静的思考。 　　尽管如此，我从未担心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命运。它必将是圆满成功的，必将对于整个国家的自信心与凝集力再次注入强心剂。“倾国之力”的体制，曾经制造出原子弹，将火箭送上太空，建成三峡大坝，一次体育活动并不困难。 　　所以，我相信西藏的骚乱只是另一个插曲。我甚至对于西方媒体的热衷，产生了某种反感。每当他们谈论起西藏问题时，那些他们引以为傲的公正、客观、独立、深入调查的新闻伦理似乎自然消失了。他们变得抒情与滥情，西藏代表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的海拔高度与美丽的自然风景，都使它变成了人类最后的伊甸园，躲避了由消费与技术驱动的全球化的侵扰。这种印象因为达赖喇嘛的超凡个人魅力，而更加显著。自1959年流放以来，他日益变成了纳尔逊·曼德拉与罗马教皇的混合体，他既代表着对抗强权与不公的政治领袖——况且他的对手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他也代表着某种精神力量，但与其说这种精神力量与佛教相关，不如说它吻合了1970年代末兴起的NewAge运动的要求，达赖教导人们在忙碌与压力重重的世界如何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快乐。于是，西藏与达赖，就像从前的古巴与格瓦拉一样，被纳入了一套消费体系，人们谈论革命或是宗教自由，不是真的关心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种逃避此刻生活的手段。 我能想象这种情绪对于一个普通的欧洲人或美国人的影响。因为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对于中国历史一无所知，更无法想象其复杂性，但都会兴致勃勃的表明他们对西藏的看法。这种滑稽的感觉，就像有个人一见面就和你说起全球变暖和非洲问题，不是他说的问题不重要，而是他其实对此一无所知，谈论它不过是抓住一种时髦。随着法国轻浮的总统萨科奇等领导人迫不及待、投机性的表明立场，我对他们的反感甚至增强了。我也从未怀疑过北京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中国太大了，市场太诱人了，而且她的实力正在迅速提升，人们也太容易忘却了，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所有西方此刻的“道德高地”都将自然土崩瓦解，不到20年前，中国与西方曾面临着更紧张的关系。我记得汉学家SimonLeys在1989年7月20日的《纽约书评》上刻薄却富有洞察力的写道的：“商人、政治家、学者都已在收拾旅行箱准备下一次北京之行，这并非嘲讽——尽管他们中的一些声称访问是为了前往天安门广场哀悼烈士！而且他们可能再次坐到谋杀者的宴会上，并再一次坚持，他们正在增强中国的改革派的力量，我只希望他们有个坏胃口。”在结尾，SimonLeys感叹说“Ahhumanity!—the pity of us all!” 　　二 　　但是，旅行结束，我回到北京时，意识到事件远比预料的更严重。它的严重性，不在于奥运火炬传递与西藏问题纠缠在一起，在国际舆论界所造成的愈演愈烈的风波。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被表面化、姿态化的年代，但人们经常忘记了，最终的决定力量并非表象的力量。 　　让我真正忧虑的，而是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做出的反应。官方舆论一如既往。我记得在罗马阅读《泰晤士报》时，我一连几个小时试着寻找出“wolfwitha human face and the heart ofabeast”确切的中文翻译，它是中国官方的《西藏日报》用来形容达赖喇嘛的。当我回到北京时，终于发现它的原文是“人面兽心的豺狼”时，不禁哑然失笑，像是看到一个老古董突然摆在一个直角的玻璃茶几上。一心要标榜在全球化的21世纪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似乎仍活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或是19世纪中叶的清代——当一个人与我们的意见不同时，他甚至不是和我们平等的同类，而是动物或是野人。 　　在中央电视台，门户网站上，官方报纸上，一场宣传站仍在如火如荼。中国政府在面对国际舆论时或许手足无措，但可以轻而易举的支配所有国内的声音。我上一次领教这种宣传的威力是1999年对法轮功的批判。这场批判帮助这场愚蠢、荒诞的伪宗教运动迅速提升了影响力，接着，还将其领导人推向了他从未梦想过的世界性人物的地位，成为某种宗教自由的倡导者。 　　这套宣传体制可以上溯到1942年的延安，并在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不断演练，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巅峰。当这种宣传以信息封闭为基础时，它的能量是惊人的，它闭塞人们的头脑，腐蚀人们的内心，摧毁道德原则，并赋予人们一种“self-centereous”的意识。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武斗的双方，都宣称自己信仰毛泽东思想，而对方是“保皇派”，有理由以各种残暴的方式对待…… 　　但当信息逐渐开放，人们发现自己曾经确信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欺骗时，一种玩世不恭、嘲讽的态度开始在社会中弥漫。此刻，宣传机构和公众之间开始了一场游戏。前者在惯性的轨道上继续滑行，而后者从翘翘板的盲目相信的一端，滑向了什么也不相信的另一端。 但对极权体制犹在的恐惧，使游戏继续运转。人们习惯了在公然的谎言中生存，并熟练的、习惯性的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一切官方的宣扬。但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相处，却通向了危险之路——政治与社会肌体被严重的腐蚀。政府在宣传所带来的幻像中，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宣传的畅通无阻的效果，继续麻痹着权力本身，它的反应越来越迟缓，越来越依赖惯性而非智力判断、信念原则生存。公众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怀疑和怯弱，他们或许知道该反对什么，却不知道该建设什么，他们也逐渐失去了直接说出反对的道德勇气，长期生活在谎言与怀疑中，也使人们缺乏力量与信心与建构起社会网络和社会机构。 　　中国政府与社会在这场西藏冲突中的表现，深刻的反应出长期宣传与麻痹所带来的病症。官方的宣传秉承着一贯原则，即使它自身都不相信，却仍旧按照惯性继续向前。而中国公众，占据着绝大部分人口的汉族，虽不相信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但是他们对西藏实在是太一无所知，所以那种被长期宣传所塑造出的单一思维，很容易被电视画面上的藏人对于汉人的暴行所触动。 　　这又进入了中国权力机构熟悉的语境中。长期以来，公众情绪就像政府的道具。当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紧张时，民族主义情绪就变成了北京的一张牌，平时不可能获准的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出现了。但街头上的人群，与其说被一种真实的民族意识所吸引，不如说是一种被长期压抑的情绪的释放——他们渴望公共生活，却没有表达手段，此刻的游行，则是得到授权的。 　　我吃惊的发现，这一套手法仍是如此的有效。当一位年轻姑娘金晶成为了全国性的抒情对象，当抵制家乐福超市的情绪与行动蔓延到更多城市时，当年轻一代的MSN上挂满了红星，当大学宿舍插满了国旗，当这些年轻孩子们义正词严的宣称“我很爱国”时，当我的四周充满了辱骂CNN的声音时…… 　　我开始真的担心了。我担心的不是外来者的指责（我也从不期待这些外来者的压力会真的让中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中国漫长的历史表明，这些指责总是被消化于无形；不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因为它一贯如此，这个政府的本质，也从未因为经济增长或进入信息时代而改变，它首要的兴趣不是这个国家与人民的未来，而是自身权力顶稳定，为此它愿意做出各种牺牲；我担心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她的年轻人，尽管可能已自认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不再为匮乏的物质与信息所困，但他们却可能仍有一颗颗被禁锢的头脑。他们混淆了各种概念，错用了自己的热情。他们不知道真实世界，也没兴趣的了解，他们被一种突然到来的强烈情绪所裹携，却缺乏检讨的能力，并信以为真。这使得他们的谩骂都不够精彩，在那么多人表示了对杰克·卡弗蒂的愤慨之后，有多少人提到了这位CNN的主持人在美国国内，也是以其粗鲁的口无遮拦著称，当美国进攻伊拉克之后，他公然称国防费拉姆斯菲尔德是“战争罪犯”，当政府关于卡特林娜飓风的报告发表后，他则说“美国公众不会信任任何来自华盛顿的东西”，他在自传里毫不隐晦的说自己父母“是两个酒鬼”，“父亲结了八次婚”…… 　　一些时刻，此情此景的确令我想起了历史中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时期，人民的情绪高涨，却被利用，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 但是，这一切仅仅是因为3月14日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引发的吗？它们难道不隐含着一种更深刻的问题与情感吗？而这些问题与情感，则要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深沉。这个国家的内心藏有各种解不开的“结”，长期以来，我们通过主动遗忘、或是被迫遗忘，来假装它们的不存在。但每到关键时刻，它们又总以更猛烈的方式报复我们。 　　西藏历史问题到底是什么？中国的政治特性是什么？历史记忆与现实的关系？经济增长能长期的替代意识形态的缺乏吗……我发现，这种探索将是个没有穷尽的无底洞。不了解1959年的西藏骚乱、不理解达赖的精神特质，全球性的信仰危机，你难以理解此刻的西藏问题；不理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你又难以探究为何奥运会被赋予如此重要的意义；不去探究毛泽东时代，你则根本无法体会人们的思维与语言方式；不了解20世纪初中国精英唤醒民族主义的努力，你也很难了解此刻年轻人情绪…… 　　这些探讨或许不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是它至少可以让我们提供表达情绪的水准。在很多时刻，让我觉得不安甚至不是这些指责、攻击、反驳的语言与行动所选择的立场，而是它们的水准太低了。